讀者：田育瑄
近年來，我們在媒體上看到許多有關「階級世襲」、「一個臺灣、兩個世界」的報導。雖然有些標題過於聳動、缺乏實證支持（如「M型社會」），但臺灣的貧富差距確實日益擴大，「黑手變頭家」、「三級貧戶變總統」等流動傳奇，似乎已成過眼雲煙。
崇尚拓荒精神的美國，在金融海嘯、經濟衰退的衝擊下，「美國夢」也逐漸幻滅。不論在臺灣或美國，社會階級涉及的不僅是收入與財富的分配不均，也造成下一代在生存機會與社會流動上的不平等。
本書作者普特南（Robert Putnam）是哈佛甘迺迪學院的政治學者，他曾經是美國總統的幕僚，也是深具公共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他在二○○○年出版的《獨自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用清晰文字整合各項統計資料，為美國社會敲響一記警鐘，他深具說服力地呈現以下事實：社會連帶與市民參與的消退，或所謂「社會資本」的流失，對於政治民主、社會信任與個人福祉都可能造成負面影響。
在這本新書中，普特南延續一貫的理論立場，關注社會的區隔分化與社群連帶的流失，如何影響下一代的未來。
他與社會學者希娃（Jennifer Silva）合作收集資料，一方面透過生動訪談來呈現不同的生命故事，另一方面透過各種統計資料來提供客觀證據。本書的發現或許不讓人感到全然驚奇，但透過質化個案與量化圖表的交叉呈現，讀者得以全面、深入地直視階級鴻溝的存在。
普特南成長於一九五○年代的俄亥俄州小鎮，當時的美國經濟迅速擴張、所得相對平等，社區凝聚力豐沛，教育、通婚與社交生活都不因為階級差距而形成阻隔。
他回顧自己的童年朋友，不論出身為何，多能過著比父母輩更好的生活，實現一定程度的代間流動。然而，隔了半世紀，他再度回到自己的家鄉，看到的是景氣蕭條、社區崩解與居住隔離，不同階級的家庭生活與教育機會形成鮮明對比。
弱勢家庭出身的美國年輕人，有愈來愈多成為「漂泊青年」（dis-connected youth），他們年齡介在十六至二十四歲之間，既不在校讀書，也未進入職場，許多甚至淪為獄中囚。
這本書試圖回答：
- 為什麼年輕世代的流動機會呈現愈來愈大的剪刀差（有錢人家的小孩愈來愈富有，貧窮人家的小孩愈來愈貧困）？
- 鉅觀環境是關鍵因素之一，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如資本集中、創業利基不再），整體社會的經濟機會變得更為有限且分布不均。
雙軌化的家庭
受過大學教育、社經地位高的美國人之間呈現「新傳統」的婚姻型態：他們較晚結婚生子，多為雙薪家庭，家務分工也較為平等。
這些家庭的離婚率，在一九七○年代攀上高點後就往下滑。
相對起來，中學畢業的美國人，他們的家庭模式比較多元，小孩的父母可能從未正式結婚、懷孕時年紀尚輕，他們的收入有限，離婚率也較高，被稱為「脆弱的家庭」（fragile families），容易影響孩子的生活與學業。
臺灣的家庭型態雖不像美國明顯的兩極化（如未婚生子相對較少），但婚配也逐漸成為再製階級不平等的重要機制。
高教育族群傾向彼此通婚，減低了婚配做為流動管道的可能。離婚、單親的分布也呈現與教育程度相關。
根據鄭雁馨的研究，自一九八○年代開始，臺灣女性離婚的教育斜率開始由正轉負，男性則在一九九○年代呈現相同趨勢，也就是說，較早世代的臺灣伴侶，教育程度高者較容易離婚，但對於晚近世代來說，反而是中低教育程度者的離婚比例比較高。
高中以下教育程度者的十年婚姻存活率約七成五，但專科以上教育程度者則提升至近九成。 處於經濟弱勢的單親家庭，養育下一代的負擔與挑戰更大。
不平等的童年
父母的教養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孩子的認知、情緒與社會能力的發展。
美國家庭在教養風格的階級差異逐步擴大：專業中產階級父母傾向「規劃栽培」，透過細心安排各式課外活動，希望培養出主動、獨立、自信的小孩，父母重視與小孩的溝通，並鼓勵小孩挑戰成人的意見。
勞工階級父母則傾向「自然成長」，把重點放在紀律與服從。這樣的教養方式，可說是貧窮父母的「預防」策略，面對危險多於機會的險惡環境，首求保護小孩的安全。
在臺灣，強調家長權威與嚴厲管教的傳統教養風格，在解嚴後出現明顯的轉變。
近幾十年來，富裕家庭得以利用全球的文化資源，甚至是跨國流動的教育策略，在子女身上「培養國際競爭力」。
中產階級父母也較有能力挑戰僵化的主流教育，規劃另類學習模式，以保護孩子的快樂童年或自主成長。
反之，臺灣的勞工階級父母，許多積極透過補習等外包策略，希望孩子能階級翻身，但他們多獨尊智育，未能搭上多元發展的教養列車。
而傾向採取「自然成長」的勞工階級或偏鄉家庭，則可能被新的教養腳本貼上「不適任家長」的汙名。
不公平的教育
美國學校的經費有一部分來自房屋稅，因而形成富、貧學區的資源落差，近年來許多州政府修法降低地方稅收比例、縮小教育經費的差異，但不同學校向家長募款的能力仍有巨大差異。
富裕家長不僅捐錢，也出力參與校務，促成更多類型的課外活動，此外他們也要求學校提供更多的大學先修課程，這些活動幫助孩子培養軟技巧或燙金資歷，增加將來入學的優勢。
相對起來，貧窮學校的課外活動選擇少，校內外的運動措施愈來愈多採行「使用者付費」的政策，就算低收入戶家庭得以減免費用，學生也容易被貼上階級汙名。學校不僅無法變成平衡階級不平等的槓桿，反而成為擴大階級差距的場所（sites）。
臺灣的公立學校，雖然沒有像美國出現明顯的資源落差、居住隔離，但仍存在核心學區、明星學校等階層差異。
不論是過去的大學聯考，或是現在的多元入學，中上階級家庭的孩子，都享有更多的機會進入國家高度補貼的公立大學、高中就讀，反而是中下階層孩子較多進入學費與品質不成正比的私立學校。
臺灣學校日益重視家長參與，可能會讓中上階層學生將更多的父母資源帶進學校，有助其學習或升學。入學方式與選填志願的複雜化，提高了家長瞭解制度與協助孩子的資訊門檻，對弱勢家庭子女更為不利。
社會資本不均等
高社經地位父母能夠傳遞給孩子的優勢，不僅是較多的金錢與知識，也包括更廣、更深的社會網路。
由於高社經地位父母人脈較異質、高職業聲望者多，因此在子女升學、就業上能提供豐富的資訊管道。家長為小孩安排的各式活動，也幫助他們與更多專業人士及其他成年人建立連帶。
反之，教育程度低的父母，社會網路通常比較同質、稀疏，其孩子多與親屬與鄰居的小孩固定往來，因此限制他們建立有價值的弱連帶，在選學校、找工作的過程中難以得到成年人的指導。
此外，美國貧窮社區在人際信任、集體效能上都日益低落，宗教社群的影響力不再，讓小孩容易暴露於犯罪、毒品以及暴力的負面影響。
臺灣的社會資本研究則呈現較為不同的面貌。
根據熊瑞梅的研究，不分階級的臺灣民眾觸及的人脈多元而異質，其中認識高職業聲望位置者（如大學教授、律師、老師、人事主管）的比例，遠高於其他東亞國家。
這似乎顯示，存在於日韓或美國的社會資本階級落差，在臺灣相對不是那麼巨大，但中下階層家庭是否可能把這樣的人脈轉換為下一代就業與升學上的資訊連帶，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此外，臺灣民眾參與社團的比例雖遠低於日本、韓國（宗教團體除外），但對鄰居與社區支持的信心遠高於日韓。臺灣民眾雖然對政府的信任偏低，但對於非正式組織，如社團與社區充滿關懷與支持，展現了豐沛的社會力與活絡的公民社會。
如果上述因素強化了下一代的階級不平等，我們如何可能改變？普特南在結論提出許多建議，未必全盤適用於臺灣，以下是我認為特別值得努力的方向。
首先，針對家庭的解組，有些衛道之士鼓吹重建家庭價值，但普特南指出，僅是呼籲減少離婚、避免未婚懷孕，其實鮮有效果。
如何針對既存的多元類型家庭，予以制度性的支持，才是關鍵。更重要的是透過長期的反貧窮計畫，像是房屋補貼、育兒照顧、就業支援，來協助弱勢家庭脫離貧窮。
同樣的，針對教養資源與教養風格的階級落差，如果只是要求父母去上教養課程，叮嚀家長「每天唸故事書給小孩聽」，未必能幫助弱勢父母提升「親職知能」，反而可能強化父母的日常壓力，甚至在社會常規的監控下「製造」了問題家庭。
有效讓弱勢家庭培力的計畫，必須由專業人員，不論是護士、社工、諮商師，與家庭建立夥伴關係，透過定期家庭訪視，在瞭解弱勢家庭的具體處境後，幫助個別家庭改善健康、教養、情緒等議題。
我們應在教育設計與入學方式的改革上，考量到階級的差異與作用；學校教育應避免以中產階級雙親家庭、全職母親為原型來設計學習活動或要求家長參與，否則容易強化社會指責的階級烙印，或忽略不同家庭的處境與需要。
比方說，有些中產階級家長希望孩子能夠延後到校、提早下課。然而，弱勢家庭孩子反而需要更多在校時間，但不只是接受制式的功課輔導，而是讓他們有機會接觸更多元的課外活動與學習刺激。
有句非洲諺語說：「拉拔一個孩子長大，需要整個村落的力量」（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當今的鄰里街坊或許不再聲息相聞、人情綿密，但「社區共同教養」（communal parenting）的理想，有助於讓我們的下一代擁有更平等與開放的未來。
具體的措施如：
- 提供平價優質的托育。
- 運用公共圖書館、美術館、社區活動中心等公共資源，提供活潑多元的課外活動。
- 結合在地的學生、志工，推動陪伴青少年的「導師方案」（mentoring program）。
原文請見：《端傳媒》遠去的美國夢：機會大門向我們的孩子關上
跟我一樣很想拜（Buy）讀這本書，請上《階級世代：窮小孩與富小孩的機會不平等》
